（一）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网络贿赂行为的生成机制

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数据，算法，平台以及数字资产等逐步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引发了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深刻变革。传统的以现金和实物为载体来完成利益输送为特征的贿赂模式逐渐演化为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以数字支付系统为核心，以虚拟财产交易为手段，以数据资源流转为特征的网络贿赂新模式。尤其在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直播经济和数字政务中，各交易主体间信息交互愈加频繁，利益交换愈加方便，贿赂行为打破时间，空间与身份的局限，达到线上化，即时化与隐蔽化的操作³。这一技术赋能在提升交易效率的同时，为非法利益输送带来了更多的复杂实现途径，使得网络贿赂逐步成为数字经济时代腐败犯罪中的一种新型形式。

同时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普及，导致了利益传输方式展现出了显著的智能化和去中心化的特点。一方面电子钱包，数字礼品卡，虚拟货币，网络游戏装备和直播打赏等新的支付工具的丰富为贿赂行为的产生提供多元化的利益载体；另一方面平台算法推荐，数据资源共享和流量倾斜等非传统利益形式也渐渐成为权力寻租中的主要目标⁴。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市场竞争和公共资源配置对平台及数据控制能力的依赖性更强，权力运行和数字资源实现了深度融合，催生出传统刑法规范无法完全涵盖的利益交换新模式，同时又给刑法规制带来新挑战⁵。

（二）新型网络贿赂行为的主要类型及运作特征

目前新型网络贿赂行为呈现出虚拟财产型贿赂，平台流量型贿赂，数据资源型贿赂和数字支付型贿赂的类型。其中虚拟货币，数字红包，电子购物卡，网络充值，直播打赏，游戏道具赠送等等都已经成为利益输送过程中的重要介质；一些行为是在网络平台数据权限，算法推荐，搜索排名和流量扶持等隐性资源帮助下完成利益交换从而达到非法使用公共权力或平台管理权限。另外，部分行为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多层账户流转，跨境数字资产交易等方式转移资金，显著提高了违法违规行为的隐蔽程度及查处难度⁶。

相对于传统贿赂，新型网络贿赂的突出特点是利益载体数字化、交易方式网络化、资金流转碎片化和行为链条平台化。行为人倾向于利用网络匿名性，多账户操作和自动化程序等手段来完成利益输送以降低面对面交易风险和被察觉概率。同时利益交换已不限于货币或实物，而延伸到数据资源、网络流量、平台权限和算法推荐等新的利益形态，具有实际经济价值，使得贿赂犯罪逐步打破了传统财产利益认定的范畴⁷。网络空间中多主体参与、跨平台协同及跨区域运行等特征也使得犯罪行为表现出组织化、专业化与国际化的趋势。

（三）新型网络贿赂行为对传统贿赂犯罪体系的冲击

新型网络贿赂的蓬勃发展对我国传统贿赂犯罪理论体系及司法认定规则构成明显的冲击。现行刑法对贿赂犯罪主要是以现金、财物和传统财产利益为前提，针对虚拟财产、数字权益和平台流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算法资源这样的新型利益是否是贿赂的客体还有很大的争议⁸。同时网络环境中利益输送的非接触，跨平台和多环节的特征使得行为人和国家工作人员通常没有直接的交易，而借助于第三方平台或中介账户来完成利益交换则造成了以直接权钱交易为主线的传统犯罪构成确认面临着新的阐释难题。

另外网络贿赂行为在刑事证据规则、犯罪主体认定和司法管辖制度等方面也提出了新要求。数字空间内的电子数据易于修改、删除或跨境存储，证据固定与真实性审查的难度显著增加；一些行为涉及平台运营者、技术服务商和中介机构等多元主体且责任边界较为复杂，使得传统共同犯罪理论在适用过程中遇到了新的问题。同时跨区域的网络交易使得案件通常会涉及到多个司法辖区乃至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加大侦查协作与司法衔接的成本⁹。为此我国传统贿赂犯罪体系有必要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现实，从贿赂对象、行为模式、证据规则以及刑法规制路径等方面做出适应性改进，从而增强治理新型网络贿赂的能力。

（一）网络贿赂犯罪主体与职务关联性的认定障碍

网络贿赂行为打破了面对面利益交换的传统模式，使得犯罪主体身份识别变得更为复杂。传统受贿犯罪一般是由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特定职务身份者为主，在数字经济大环境下则是由平台运营人员和数据管理人员共同实施、算法审核人员与担负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并逐步拥有资源配置权与数据控制权的技术服务人员的行为在刑法意义上是否属于“职务行为”，争议很大。一方面一些平台企业虽属市场主体，却担负着公共服务和行政协助职能，在实践中形成与公共权力相近似的资源分配能力；另一方面该类主体与传统国家工作人员和一般企业员工既有区别又有法律地位上的交叉，致使司法实践对犯罪主体资格认定的标准没有统一依据。

另外新出现的网络贿赂通常涉及多主体的合作执行，其行为链条包括平台管理者，第三方技术服务商、中介机构、数字支付平台和境外账户控制人在内的众多参与主体，各个主体在利益输送中所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加大了共同犯罪的认定难度。有的行为人虽没有直接收受钱物，却以操纵平台流量、公开数据权限、调整算法排序等来谋取行贿人的利益，他们的行为是否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还有不同的理解。主体身份和职务行为关系模糊不仅会对罪名适用产生影响，而且易导致类似案件裁判标准的不一致，从而弱化刑法规制稳定性与权威性¹⁰。

（二）虚拟财产及数据利益贿赂对象属性的界定分歧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贿赂利益表现已由传统的现金，实物逐步拓展到虚拟财产、数字权益、数据资源及平台流量等新利益。但现行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对上述收益是否为贿赂对象，并没有形成一个清晰而又统一的判断标准。如虚拟货币、NFT数字藏品、网络游戏装备、电子礼品卡和会员权益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但在法律属性上有财产权、对数据权益或者合同权益的解释不一，司法机关办案时易产生不一致认识而影响法律适用一致性¹¹。

同时数据资源、平台流量、算法推荐权、搜索排名这些新型利益都是无形、动态、可复制的，它们的经济价值一般要靠特定的应用场景来体现，与传统意义上有形财物有所不同。有些行贿行为是通过提供数据接口，公开后台权限和提高平台曝光度来进行利益交换的，当然也可以直接带来经济收益，却难以依据现有刑法规定准确归入“财物”或“其他利益”的范畴。法律界定不清晰导致司法实践中易存在定罪依据不充分和评价标准不一致的现象，这不利于新型网络贿赂行为得到有效监管。

（三）隐蔽利益输送行为与权钱交易关系的证明难题

在网络环境中利益输送的方式变得越来越隐蔽，以现金交付和银行转账为主要形式的传统证据链已经逐步被数字支付、虚拟账户、多级交易及平台积分兑换新模式取代。行为人一般会借助第三方支付平台、电子钱包、虚拟货币交易平台或者网络购物返利来完成利益的转移，从而使得资金的流向出现碎片化的现象、多层次、跨平台的特征加大了侦查机关寻找犯罪线索、固定证据的困难程度。与此同时，一些利益输送则体现在无偿提供数据资源，平台推广机会，算法流量支持或者隐性商业合作等方面，其行为形态带有强烈的合法表象，和正常商业活动的高度交织造成了非法利益交换关系的直接认定的困难。

就司法证明而言，网络贿赂案件既要证明利益输送的事实，又要证明行为人和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牟利的主观故意及其相应。但新型网络贿赂通常没有直接口头约定和书面协议，当事人之间更多地依靠即时通信软件、加密聊天工具或者阅后即焚程序等接触，一些电子数据也会被删除、篡改或者跨境存储等，这加大了证据收集与真实性审查的困难。由于权钱交易关系没有直接的证据支持，司法机关通常需依靠电子数据、资金流向、行为轨迹和客观事实等因素综合推定，如何保证推定达到刑事证明标准已成为我国现行刑法规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四）平台化、跨域化网络贿赂的管辖与追诉困境

新型网络贿赂行为呈现出显著的平台化与跨域化特征，犯罪行为一般都要依靠互联网平台来实现，利益输送、信息交流、资金支付与数据存储等行为可能会分别出现于不同区域乃至不同国家。犯罪人在云计算、跨境服务器、匿名账户及境外支付工具等辅助下作案，将作案地点、行为地点及结果发生地隔离开来，传统上以犯罪地或者被告所在地为标准认定刑事管辖，这一规则受到了新的考验。实践中不同区域的侦查机关间极易产生案件管辖交叉，重复立案或者互相推诿的现象，在降低办案效率的同时加大对司法资源的消耗。

另一方面网络贿赂案件往往涉及跨部门、跨平台乃至跨国数据调取，需要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网络监管部门以及互联网平台之间建立高效协同机制。但当前电子数据跨境调取过程比较复杂，一些平台数据保存在境外服务器上，受到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以及国际司法协助程序的影响，取证周期长，甚至出现不可调的问题。同时数字平台更新快、技术迭代频繁，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在现行监管体系下出现制度空白，致使案件追诉困难和执行难度仍然凸显，限制着刑法对于新型网络贿赂的有效规制。

（一）明确新型网络贿赂行为的刑法评价边界

在数字经济的语境中新出现的网络贿赂行为继续打破了财物交付的传统模式，刑法规制应首先厘清行为评价的界限，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和谦抑性原则的统一。作为保障法的刑法应着重规制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利益交换，不应把一切互联网平台上的利益互动都纳入犯罪评价的范畴。因此在评估网络贿赂行为时，应将“是否利用职权”、“有无权钱交易的合意”和“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都会影响职务行为的公正处理”作为核心评判标准，而不是仅仅基于利益形式来进行评价。对正常的商业合作、平台推广、市场营销和数据共享等合法的经营行为，甚至包括经济利益的流动在内，只要没有使用公权力或公共管理权的非法利益交换行为，贿赂犯罪的条款都是不可取的。同时对虚拟货币赠与、直播打赏和数字会员赠送这些新的交易方式应当综合考虑行为目的，交易背景和利益对价关系等因素作出实质性的判断，避免刑法评价的过度膨胀，为数字经济提供创新发展空间。

比如在实务中一家互联网企业领导为取得行政审批方便，将价值几十万元虚拟货币通过第三方账户赠送给负责核准的员工，约定在核准后持续奖励数字资产。尽管利益表现形式并不是传统的现金，但是当事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交换合同，国家工作人员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审批，应当被依法确认为受贿犯罪。反之，如果一个平台企业按照公开规则对合作伙伴进行流量扶持，广告优惠或会员权益等正常的商业合作时，这种行为是市场经营活动的一部分，没有使用公权力的利益交换行为，甚至取得了某些商业利益的行为都不能单纯地认定是网络贿赂行为。为此司法机关应当坚持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相统一的原则，从交易背景、行为目的、利益流向、职务关联程度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科学划清网络贿赂犯罪和正当数字经济活动的边界，把惩治犯罪和保障创新发展统一起来。

（二）完善虚拟财产与数据利益的贿赂对象认定规则

面对数字经济下新的利益形式层出不穷这一事实，刑法应打破“财物”这一传统概念的限制，为具有实际经济价值与可支配利益相结合的新型数字权益确立更为公开的判断标准。在法益保护视角下，受贿犯罪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而不是纯粹以某种利益载体为目的。所以只要某一利益有现实经济价值并能满足犯罪人的物质需求或带来竞争优势就能成为贿赂的客体。今后应以司法解释或立法完善等方式对虚拟货币、数字积分、网络游戏装备、电子礼品卡、NFT数字藏品及有经济价值数据资源和算法权限等进行保护、平台流量等应纳入“其他利益”，确立价值认定与证据审查规则以提高法律适用统一性。同时应区分普通数据资源和有交易价值和竞争价值数据利益两种情形，切忌把一般信息资源无限制扩张理解为刑法规制的客体。

例如在某个地方的公共数据开放项目中，负责数据审核的员工在接收到企业提供的大量数字资产后，不当地打开了尚未公开的高价值公共数据接口，这使得企业提前获得了市场的竞争优势。行为人所获收益虽不是传统现金而是商业数据资源以及平台开发权限等，但是可以直接转换为经济收益且财产利益属性明显，应被视为受贿对象。比如有直播平台的管理人员在接受虚拟货币时，非法增加主播的推荐权重、首页曝光率等，让主播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大量的打赏收入，这实质上就是在使用平台的管理权限来换取利益。在此背景下司法机关不应拘泥于利益的表现形式，应根据其有无可支配性、可交易性以及现实经济价值等因素来判断，以达到刑法保护法益和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和谐统一，对治理新型网络贿赂，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法律依据。

（三）构建适应数字场景的证据审查与责任认定机制

新型网络贿赂主要依靠电子数据来完成利益输送工作，以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为核心的传统证明体系已很难适应办案需要。为此应构建以电子数据为主线，多种证据互证的数字证据审查制度，发挥电子支付记录和聊天记录的作用、对区块链存证、服务器日志、IP地址、账户轨迹和平台后台数据进行举证，具有举证功能。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电子数据取证、固定、保全、认定、审查等规则，制定数字证据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审查统一标准，避免由于电子数据容易被篡改、删除、影响司法认定。在责任认定上应当遵循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原则，既要考察利益输送的事实，又要全面分析犯罪人主观故意，职务上的便利利用和利益交换中的相应关系，避免简单地根据资金往来来机械地推定罪名。

比如一位行政审批人员没有直接接收现金，只是通过亲属账户领取商家所赠数字货币，而双方之间主要是通过加密聊天软件取得联系，通过几个电子钱包转移资金。侦查机关通过对电子支付记录的处理，区块链中交易哈希值的计算，服务器登录日志的处理和聊天记录的恢复等环节，最终实现利益输送链条的完整复原，并且综合考虑审批时间、审批结果以及双方交流的内容等因素，形成证据闭环的情况下，最后依法确认为受贿犯罪。再比如直播平台上的流量贿赂事件，单纯依靠主播收入的提高并不能够直接推定贿赂关系的存在，还可以结合后台流量分配记录，管理员权限操作日志和双方通信记录等因素来综合判定有无非法的利益交换行为。由此可见未来应建立数字证据综合审查机制，坚持“客观数据加行为轨迹再加上主观故意”三位一体的证明模式，提高网络贿赂案件的证明能力和裁判公信力。

（四）健全刑法规制与平台治理、行政监管的协同体系

网络贿赂行为呈现出平台化、链条化、跨区域的特征，仅靠刑法的事后处罚很难实现对其的有效整治，应秉持协同整治理念，构建刑法规制、行政监管、平台自治等综合治理体系。刑法应起到最终的保障功能、行政监管、行业规范及平台内部治理应担负起风险预防与日常管理的责任。有关主管部门要加强数字支付、直播、电子商务、数据交易等平台的日常管理，健全实名制管理、异常交易监控、算法透明审查、高风险账户预警等机制。同时应当鼓励互联网平台构建一个廉洁的风险预防体系，进一步完善其内部审计、权限管理、职位轮换以及利益冲突的申报机制，从而从根本上减少网络贿赂的发生，确保达到“以防为主，以惩为辅”的管理目标。

比如最近几年一些互联网平台上建立了异常资金流监控系统，在同一个账户在短期内经常将巨额虚拟资产转给有审批权限或平台管理权限者，该系统将自动引发风险预警并及时上报监管部门，从而有效地屏蔽一些利益输送。再比如在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通过设置电子留痕、全程日志记录、区块链存证以及智能审计机制等方式实现审批流程的全程追溯，当检测到后台违反规定修改数据、不正常开放权限或人为干预算法排序等行为时，可快速锁定相关责任人员，从而为行政调查及刑事追诉等工作的开展提供可靠的依据。今后要进一步促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互联网平台数据共享和执法协作，实现信息互通、风险共治和证据共享、执法联动治理格局不断增强了数字经济条件下网络贿赂犯罪综合治理的能力，也为数字经济的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较为扎实的法治保障。

新型网络贿赂作为传统权钱交易向数字空间的拓展与变异，实质仍然是用不正当利益交换职务行为或对资源配置的特殊关照，但其表现形式却表现出虚拟化、平台化、智能化、跨区域化等特点。在虚拟财产、数据利益、算法权限与平台流量的新型贿赂载体面前，刑法不应固守传统财物概念形成规制漏洞，还不可能通过扩大解释的办法，把正常的数字交易与商业合作列入罪行。今后应当遵循罪刑法定、法益保护以及刑法谦抑等原则，重点关注权钱交易关系以及职务廉洁法益的损害，并在贿赂对象的确定、电子证据的审查、主体责任的划分以及跨域追诉等方面完善我国贿赂追诉的规则。同时要加强刑事司法和网信监管、市场监管、金融监管以及平台自治等方面的配合，以异常交易预警、数据留痕、权限审计以及信息共享等方式构成全过程治理体系。唯有将刑法惩治、行政监管和技术治理有效对接，才有可能既能抑制网络腐败风险，又能维持一个公平、有序的数字市场环境，为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平稳、清晰、适度的法治保障。

1. 作者：陈栩东，男，法律硕士，广东广信君达（东莞）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研究领域为刑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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